外贸部张国文处长办公室里传来的谈话声隐约可闻，是那种官场上惯有的、圆滑而充满弹性的腔调。
乔大勇的声音则带着恰到好处的急切与身为钢铁厂厂长的忧心忡忡。
苏清晚坐在自己的工位上，指尖无意识地划过面前那份厚重的项目卷宗封面。
乔大勇又来了。
这已经是他这个月第三次亲自跑到外贸部来“询问进展”了。每一次，理由都冠冕堂皇，厂里生产计划紧迫，工人翘首以盼，国家建设等不起。
“太着急了。”苏清晚脑海里划过这个念头。
一个涉及近千万美元外汇、技术复杂的重大引进项目，正常的审批流程以月甚至年计是常态。
乔大勇这种近乎按捺不住的频繁催促，与其说是一个负责任领导对工作的上心，不如说更像……某种心虚的焦虑，急于让事情“落袋为安”的迫切。
张处长他们的态度，她也能猜到几分。
在张国文乃至许多经验丰富的涉外干部看来，外方报价比预期高一些，几乎是“惯例”。
技术封锁，卖方市场，人家摆明了要赚这笔“技术钱”，他们能做的似乎就是在谈判桌上尽量压价，但底线往往不得不一退再退。
“被卡脖子”的憋屈感，某种程度上麻痹了他们对异常信号的警惕。
他们会认为乔大勇只是不懂涉外商务的繁琐，或者单纯是生产压力下的急躁。
但苏清晚知道，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。
就在刚才，那声久违的，冰冷的系统提示音，叮咚一声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所有模糊的怀疑，将最坏的可能性血淋淋地摊开在她面前，
“发现异常交易模式，疑似套取外汇资金。”
这还是系统第一次出现提示音，以前都是她发现了问题，自己查看系统才能得到确认。
套取外汇！
这四个字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上，比那七十万美元的差价本身更令人发冷。
差价或许还能用“技术溢价”、“卖方垄断”来勉强解释，但“套取”指向的是赤裸裸的犯罪意图，是利用国家项目中饱私囊的蠹虫行为！
乔大勇那张看似诚恳急切的脸，此刻在苏清晚的回忆里，每一个表情、每一句催促，都蒙上了一层阴险的算计。
他催促的不是设备，是那笔即将通过虚假合同流出去的巨额外汇吗？
他关心的不是生产进度，是自己能从中捞取多少好处吗？
办公室的门开了又关，乔大勇告辞的声音传来，伴随着张处长“放心，一定尽快”的安抚。脚步声由近及远，消失在走廊。
苏清晚没有动。她需要消化这巨大的信息，更需要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直接向张处长或许科长说，不行。
这种主观感受和无法公开来源的怀疑，根本不足以取信领导，反而会给领导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。
她需要证据。
确凿的、经得起检验的、能够摆在台面上让所有人都无法辩驳的证据。
乔大勇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么复杂的操作，他一定有同伙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。
那家西德的“克虏伯-赫施联合体”指定的代理商，是否真实可靠？
背后的股权结构是否清晰？
与乔大勇个人或他的亲友有没有隐秘的关联？
乔大勇推着那辆擦得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，走出外贸部那栋庄重的大楼。
他脸上挂着惯常的、略带矜持的微笑，与门卫点头致意，一派领导干部的沉稳气度。
但当他蹬上自行车，汇入街道的车流后，脸上的笑容便像退潮般迅速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沉郁和隐隐的焦躁。
外贸部的态度，像一团温吞水，不冷不热，把他的急切和试探都无声地弹了回来。
尤其是那个张国文处长，说话滴水不漏，一句“不要着急，毕竟费用不低”，看似理解，实则把他所有催促的力道都化于无形。
他脚下一用力，自行车拐了一个弯，没有朝着钢铁厂的方向，而是去往了附近一家邮局。
没多久，一张只有几个字的信写好，塞进了一个普通的信封里，寄往上海的某个地址。
做完这一切，脸上又挂起常见的从容不迫的神情，好像刚才只是顺路办了点私事。
苏清晚坐在办公桌前，目光虽然落在文件上，但心思却依旧还停留在刚才乔大勇看似寻常的来访上。
正想着，张国文处长送走乔大勇后，踱步到了她的办公桌旁。
“小苏啊，”张处长声音不高，带着领导特有的温和和审视，“钢铁厂这个采购，你跟进得怎么样了？你可是瞧见了，这个乔厂长啊催得紧得很呐。”
苏清晚立刻收敛心神，抬起头，脸上露出认真汇报工作的神情，
“张处长，还在仔细核实阶段。主要是……乔厂长那边提供的德方报价，还有配套的技术参数说明书，有些地方对
脸红心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