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年回家。”
陈彬一边说，一边在纸上快速写着数字。
刘建军摸着下巴的胡茬，提醒道：
“别忘了，邓鸿飞是老荣出身。
他们会不会在两次杀人抢劫的间隙，重操旧业，靠偷窃补充日常开销？
这样就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在钱不多的情况下，还能稳住阵脚，并且有资金实施第二次诱骗。”
陈彬停下笔，缓缓摇头：
“刘支，您说的这个可能性，我考虑过，有这种可能，但是很小。
这里涉及犯罪心理学中的一个常见现象——犯罪升级通常具有不可逆性。
简单说，一个罪犯一旦尝到了暴力犯罪，特别是抢劫、杀人等，这种快钱、大钱的甜头，并且成功逃脱了多次，他很难再回过头去从事相对低级、收益小的案子。
那会让他觉得掉价、不划算，心理上有落差，操作上也可能因为生疏而出错。
除非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，让他在这个半个月的时间里，无法进行杀人抢劫，只能实施盗窃。”
会议室里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沉默，众人都在消化这个【不得已的理由】可能是什么。
陈彬没有卖关子，他继续沿着自己的逻辑推演下去：
“一个人，或者说一个团伙，能否实施某种特定类型的犯罪，主要受三个因素制约：
心理、生理、环境。
我们先看心理因素，邓鸿飞这伙人杀人如麻，心理上不存在障碍，可以排除。
环境因素呢？
如果他们觉得鹿城环境不利于他们实施抢劫杀人，那他们根本不会在2月12号和3月5号动手，可他们动了，而且手法熟练，说明他们对鹿城的环境至少是觉得是有机会的，环境因素也不是主因。”
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，眉头微微蹙起：
“那么，剩下的可能就是生理因素了。
邓鸿飞一行人的犯罪模式，我们已经很清楚了：
通常由一个人出面，以嫖客或介绍生意的名义诱骗目标至落脚点；
屋内提前埋伏好其他人，等受害者一进门，立刻控制、逼问、杀害。
这是一个需要至少一到两名身体健全、有控制力和行动力的人，相互配合的流程。”
陈彬的目光扫过众人：
“这次他们来鹿城，少了高长顺这个帮手。
那么团伙核心就是三人。
在这个组合里，邓鸿翔腿脚不便，适合在固定地点埋伏、协助控制，但不太适合剧烈搏斗；
沈春玲处于孕早期，虽然可能还能活动，但身体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肯定下降，让她单独去应对可能的反抗，风险增大；
只有邓鸿飞，杀人不眨眼，四肢健全，心理素质过硬，是实施暴力控制和最终下手的关键人物，也是这个三角结构中最核心、最不可替代的一环。”
他缓缓说出那个令人心头一紧的推测：
“但是，如果说，邓鸿飞本人，在这两次作案的间隔期——也就是2月13号到3月5号之间——出了点什么意外呢？
比如受伤，比如生病，导致他暂时失去了部分行动能力，或者需要时间恢复？
那么，剩下的两个人，邓鸿翔残疾，沈春玲怀孕，他们就无法再按照原来的流程去实施抢劫杀人。
可是他们要活下去，要支付房租、饭钱，可能还要筹钱给邓鸿飞治伤买药……
这种情况下，他们被迫改变策略，采用更隐蔽、对邓鸿飞状态依赖更小的方式去搞钱，比如由沈春玲利用身份去进行小额诈骗、小偷小摸，或者由邓鸿翔在住所附近进行简单的扒窃、顺手牵羊，甚至可能由沈春玲重操旧业进行卖y……
这些方式虽然来钱慢、风险结构不同，但在核心武力暂时缺位的情况下，却是他们维持生存的唯一选择。”
众人闻言，茅塞顿开。
这个推测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账上会出现如此大的矛盾：
他们不是不想抢，而是暂时不能抢。
直到邓鸿飞伤势好转，或者他们通过其他方式攒够了启动资金，并且邓鸿飞恢复了行动能力，他们才在3月5号再次出手。
“所以，”
陈彬为这场分析画上句号，也指明了下一步侦查方向：
“邓鸿飞多半是在2月13号至3月5号之间，出了什么意外，很可能导致了外伤或急病，这让他们延误了原定的犯罪节奏，迫使他们采用了更初级的方式维持了二十多天，直到邓鸿飞恢复，才再次实施抢劫杀人。
要验证这个推测，我们还是得查医院，但查的方向要更精确——重点排查2月13号至3月5号期间，鹿城全市各级医院、卫生院、诊所，特别是那些靠近他们第一次作案区域或可能藏身区域的小诊所、私人诊所，有没有接诊过符合邓鸿飞体貌特征，且伤势或病情可能影响其行动能力的患者。
同时，也要留意是否有两男
脸红心跳